解乐业简介 解乐业医生/药师详细介绍

1、辨证论治，精髓所在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理论体现于临床实践中的核心。掌握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和临证分析方法，就像在森林中探险有了罗盘，找准前进方向；就像在大海中航行有了舵手，保持正确前行。他一贯主张，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就要既专且杂。“专“指的是要在某个专科、专病有深入独特的研究，有极好的疗效，尤其是在解决复杂病和疑难病方面有特色和优势。“杂”不是乱，而是广，无论内、外、妇、儿科的疾病，都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能得心应手的遣方用药。要做到既专且杂，则需要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精确的辨证思维和恰当的组方论治。所以，他强调中医治病必须以辨证论治为根本。随着西医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对很多疾病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中医也在掌握着大量的西医知识和技能。尤其是作为现代中医人，更是要掌握很多的边缘科学知识，这是他一贯倡导的。但是，他坚决反对在临证时，见病不见人，诊病不辨证，以西医理论和实验结果来运用中医中药，不讲辨证论治，这就脱离了中医的精髓和灵魂。或许有人认为，中医讲辨证论治有些老套，不进步，但他认为，强调辨证论治是常讲常新的话题，是值得推敲的。因为现今有的中医治病，自以为很现代派，用一个中药方剂套用在西医的一个病名上，提笔处方时，不辨疾病的寒热虚实，无视中药的四气五味，单纯根据现代检验病理结果，讲什么抗菌消炎、改善微循环等，这就有悖于中医的辨证论治观。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随着疾病不同阶段的变化，对人体气血、阴阳会有不同的影响，人体气血、阴阳的失调状态亦会不同。所以，对西医诊断的疾病，中医根据同一疾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症状，或不同疾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相同症状，进行综合归纳，加以辨证，就会得出不同或相同的治疗方法，正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而按西医之法套用一药一方是不会取效的。他在治疗该病时，根据疾病的发展规律和中医辨证理论，提出了宣卫清气、凉营化痕的治疗原则，常用银翘散、清营汤、血府逐瘀汤化裁应用，疗效甚佳。

2、问诊为本，脉诊为要

经言“望而知之者，谓之神，闻而知之者，谓之圣，问而知之者，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者，谓之巧”。中医诊病辨证为神、圣、工、巧之术，望、闻、问、切四诊既有其各自有所长，又能相互补充、相互检验，因此四者缺一不可，正如《医门法律》所云“望闻问切，医之不可缺一”。如果诊病辨证过程中单凭四诊之一二，而妄辨证侯，肆下汤药，则或可致以偏概全，或可致以伪掩真，如此论治必定药不当病，轻则贻误病情，重则后患无穷。因此他指出医家临证、辨证时务必四诊合参所云“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如此辨证，必能纠其所偏，去伪存真，而成大功。他在临时重视望神色、舌质、舌苔和病人举止；闻之以声、味为主；问则全面细致；切以脉象与苦楚为重点。要求望当以神会，闻当以圣裁，问当以勤工，切当以巧持。四诊合参，自会明辨。因此，解氏提出辨证论治时，当四诊合参，然问诊为本。张景岳形容问诊为“诊病之要领，临证之首务”。因为望、闻、切三诊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通过此三诊收集的临床资料相对来说并不十分完善，也并不完全准确。而通过问诊所收集的临床资料相对于其他三诊来说更完整、更直观，也更准确。他认为问诊可获得病人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表述清楚，信息量大，细致全面，既有主观感觉，又有客观体征。通过详细的问诊，能了解起病之诱因，病情之演变，治疗之经过以及现代技术之检查发现和既往病史等等。正如《素问》所云“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病何能中。“所以问诊所收集的资料应该成为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问诊也由此成为四诊其首诊法，清代医家赵晴处曾云“望、闻、问贵焉。其中一问字，尤为辨证之要。”他在临证中很崇尚“十问歌”，反对那些不询病情，只凭检验单、报告单枉加断言之治。脉诊在辨证论治中亦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提出问诊为本，脉诊为要，认为脉诊是医生临诊时心灵反应的一种参悟，是医生与病人之间气血阴阳、脏腑功能、正邪盛衰的一种对话交流。《内经》首先将脉诊作为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件“按其脉，知其病”，“微妙在脉，不可不擦”，“气口成寸，一决死生”，《景岳全书》云“欲察虚实，无逾脉息”。把脉诊摆在了临床辨证中的重要位置，历史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脉诊专著，如《脉经》、《濒湖脉学》、《三指禅》等，历代医家对于脉诊亦倍加推崇。他十分重视脉诊在临床辩证中的重要意义，认为脉象一是反映人体脏腑、气血、津液、经络以及正邪盛衰的标志，如《内经》所载“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说明人体气血阴阳、邪正盛衰的变化，皆应之于脉。其二是通过脉之变化，可辨析疾病之表里、寒热、虚实，病之进退，推断疾病的预后。其三是通过脉诊可知人之体质禀赋，人之先天禀赋和后天素养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脉象，不同的健康人，或相同疾病的不同人，都会有不同的脉象，这就是因于人的不同秉质。所以，他在临床中把脉象所反映的这些方面，作为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

3、审症求因，明辨病机

经言：“治病必求于本”，指的是治疗疾病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应透过表象寻其因，治其本。正如《景岳全书》所云“凡治病之道，必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症尽除矣”。他谨遵古训，临证时审症而求其因。医生在诊病时，搜集的第一信息是病人所出现的症状，症状是通过病人感觉、病变部位反映出来的，是气血阴阳失调、或病邪作用于人体的结果。症状是现象，如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寻得病因，是临床辨证的重要环节之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热退热，见寒散寒的对症治疗，不求发病原因，是不符合辨证论治的要求的。只要细审其症，寻求其因，明理析证，正本澄源，就能正确立法，自然能药到病除。若辨证时不审症求因，明因论治，或可一时取效，然而必致一证虽平，诸证又起，缠绵难愈。所以，他在辨证论治时，十分重视审视症状的不同之处，从细微中发现，在辨思中求因，裁证选方，务使辨证准确，论治得当，提高疗效。求因是寻找致病因素，目的就是要明辨病机，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演变规律，影响疾病发生、发展内在的或外部的机制，探求疾病表里部位、寒热性质以及正邪虚实和脏腑、气血、津液功能失调以及机体气机失调、气化失常的必然联系。他认为这是辨证论治重要的思维理念。所以，明辨病机在辨证论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依法立方，药求效专

他认为，历代医家对于方剂组方配伍研究的极为细致，既有《内经》七方、十剂之说，又有《景岳全书》新方八阵、旧方八阵之谓。然而所有方剂的组方配伍，都离不开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处方必须以治法作为指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组方时，必须以法组方、依法遣方、以法类方、依法释方。他指出：方、药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病应随证立法，依法统方、依法求方、依法治方、依法立方。提出了法因证出，方证相合，药病相应，立方遣药原则，正如张景岳所云“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症则一”。正所谓“用药如用兵，用兵贵计谋，用药贵立法“，立法是治病的关键，依法是组方围绕的中心，无法之方，就如无谋的散兵，难能克敌制胜。他常说，一张依法而立的好处方，主题明确，内涵丰富；可参透病机，明了治法；可发现制方者之立意，展现制方者之智慈。

5、重视脾升胃降，升降和谐

脾胃同居中焦，表里所系，二者在生理上密切相关，脾气主升，胃气主降，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共为全身气机之枢纽。二者在病理上亦密切相连，脾气不升，则胃难降浊，胃不降浊，脾亦难升，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他在临证时，特别重视脾升胃降的生理特性，提出脾胃升降和谐论。脾胃和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水谷纳运相得：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为脾主运化提供化源；脾主运化，转输水谷精微，为胃受纳提供动机，二者共同完成化生气血津液的物质。正如《景岳全书》所云“胃胃司受纳，脾主运化，一运一纳，化生精气”。其二，气机升降相因：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二者为一身气之枢纽，《临证指南医案》论曰“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升降得当，气机调畅，各脏腑之气升降有序，气血津液运行有常。其三，阴阳燥湿相济：脾为阴脏，得阳始运，性喜燥而恶湿，胃为阳府，得阴自安，性喜润而恶燥。只有脾胃升降和谐，才能发挥脾胃“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的生理作用。故调脾胃，重在升降通和，因此临证治疗脾胃病时，一定要顺应脾升胃降的生理特性，注意恢复脾胃升降之职，调节全身气机的升降浮沉。脾气欲升，如有胃降相助，必能事半功倍，胃气欲降，若得脾升相辅，定然效验彰显。正所谓“治脾宜九升一降，寓降于升；治胃宜九降一升，寓升于降”。

6、注重脾虚胃滞，补通相兼

《素问·五脏别论》记载：“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也，故实而不能满也”。《素问·太阴阳明论》亦有“阳道实，阴道虚”的记载。《医经宇论》曰“脾以健而运，胃以通为补。健脾宜升，通胃宜降”。他谨遵古人关于脏腑生理功能及虚实论述之旨，在临证治疗脾胃病时提出了脾病多虚、胃病多滞的观点。脾胃同居中焦，互为表里，既密不可分，又功能各异。脾主运化和输布营养物质，胃主受纳和腐热水谷，脾司升清，胃主降浊，二者纳化协调，升降和谐，共同完成水谷的消化、吸收，精微物质的输布及气血的化生之功能。虚则太阴，实则阳明。脾之内伤，影响其运化功能，运化无力则精微难以化生，出现乏力倦怠；运化无力则中焦虚痞，出现纳呆便溏；影响其升清功能，清阳不升则清窍失灵，出现昏晕困顿；升举无力则中气下陷，出现器官下垂；影响其统摄功能，统摄无力则血失常道，出现崩漏衄血等等，皆为虚侯，其治自当补益脾气，如益气健脾、补中健脾、升清健脾、燥湿健脾、养血健脾等，脾健则运、脾健则升、脾健则摄。它脏影响脾脏，也往往脾虚由生，而有健脾养肺、补益心脾、运脾制水、抑肝扶脾等治法，故而脾病多虚。胃府主受纳，以通为和，以降为顺：“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这样更虚更实，使食物能正常受纳排泄，若胃病，纳而不化则食滞，出现饱胀恶食，嗳腐吞酸；逆而不降则气滞，出现胃胀暖气，呃逆呕恶；胃络失畅则血滞，出现胃痛如刺，外邪入侵则毒滞，出现胃痛膜疡等，其治自当通滞和胃，如消食导滞以和胃、理气通降以和胃、行气活血以和胃、清解邪毒以和胃等，胃通则纳谷正常，胃降则气机和畅。其他因素影响胃腑，也往往产生胃滞，而有疏肝理气和胃、利胆疏泄和胃，消痰降气和胃、清热化湿和胃等治法，故而胃病多滞。因此他临证治疗脾脏之病时，多兼顾补益脾脏之虚，治疗胃府之恙时，多着眼通导胃府之滞。如此脾气健旺而不受邪：胃府通畅而不留邪。

7、倡导病证结合，二观互辨

他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中医院校毕业生，有着良好的中西医基础知识，在继承中医药学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西医知识上不断了解新的学术动态，以此提高辨证辨病水平，丰富临证思维。在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他体会到作为现代中医，必须熟练掌握中西医的诊疗技术和方法，扬长避短，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提倡应用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技术和手段，为中医辨证提供有力的帮助，促进辨证与辨病有机的结合。他在治疗疾病时，十分重视西医理化检查的应用，把中医辨病与西医诊断疾病有机的结合，把中医辨证与西医诊察体征有机的结合，把宏观明理与微观辨析有机的结合，把中医和西医进行有机联系的沟通。他在辨证论治中渗透着西医认识，在运用现代理化检查技术结果时，发微着中医学术思维，如活血化瘀在治疗胃肠疾病中的应用。胃肠粘膜要保持完整性，需要充分的血液来滋养，如果出现血液运行不畅，瘀血阻于脉络，则粘膜缺少濡养，进一步出现缺血缺氧，导致粘膜抗病能力和修复能力下降，出现炎症、糜烂、溃疡、萎缩等，瘀血就成为许多胃肠病的病机之一，参以活血化瘀是许多胃肠病的重要治法，适当使用活血化痕药物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同时他强调衷中参西是了临床诊病的新思维，注入了辨证论治的新要素，但反对中医和西医理论一一对应，牵强附会，丢失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