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经》是一部以脉为主体的著作，虽然徵引了《内经》、仲景等书，但言脉部分是以脉言病的（1―6卷），《脉经》以脉为中心列出病证，这对理解脉是必需的，但只列病证而不是或者说是不包括用辩证为观点和方法去“平脉辩证”，质言之，只是死板僵化地列出病证，而非在医理脉法的基础上去分析去认识脉象在诊病辩证中的作用和更好的将脉象理解深、理解透，使它为临床服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脉经》的方法对脉象来说定出了规范和常规主病（虽然《脉经》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好这项工作），但它的方法亦使脉法成为固定形式的东西，失掉了在辩证方面与证相互结合做出灵活的、更合理的、判断的作用，它只能浮表沉里数热迟寒等等，以及某脉可以出现于某病（即是主其病），某部位出现某脉主某病等等而已。只能是从脉的性质来列出与其性质相应的病证来，没有从病证的角度考虑脉的可能性，当然亦就投有两者的综合考虑：
在《脉经》这样的著作里就不可能有像《金匮要略》中的“下利三部脉皆平”还用大承气汤急下之的可能性。《脉经》虽徼引仲景书为第七、八、九三卷，却正与其他主要为自著部分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王叔和是将仲景书载入《脉经》了，但亦不过收录转载面已，并没有将仲景的平脉辩证的方法体现在《脉经》全书当中去。试问以仲景后八百余年惟有这位才能学之的《脉经》著者王叔和，竟然没有做到张仲景已经做了的工作，没有将平脉辨证的方法体现在第一个脉学权威著作《脉经》之中，其他的人也好书也好，焉能实现这个方法，焉能继承发展仲景遗法。
《脉经》以前医经家当然是讲脉的，是结合病两分析而讲脉的。现在传世的《素问》、《灵枢》具在，其中论脉的内容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是这种形式和方法。仲景将脉法引进到经文中来，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方法的优势，使经方由以方为主体列出病证的单纯形式和方法中解放出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脉经》却又以脉为主体，单纯的列出病证，使脉法在临床上走进了死胡同。日本人丹渡元简认为自《脉经》以后脉学没有什么发展，这个意见是对的。但为什么没有什么发展，他认为与不切合实际的寸关尺分主脏腑有关，这都不一定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于脉象主病的问题上失掉了平脉辨证的方法。因为脉形经过王叔和的整理已经具有规模的规范了，后人在实践中完全可以肯定其成绩，证实其规范，补苴其不足，改正其缺点，使其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主病上《脉经》却犯了方向上的错误，失掉了平脉辨证的精神和方法。《脉经》虽然本书传世不很显，但《脉经》以后的脉学著作原则上都体现了《脉经》的精神和原则。其结果是：
1、从《脉经》起论脉和论病成为两个分列，论脉足以脉为标题列出病证。论病（多见方书）是以病为标题，在各方之下列出病证。这段历史时期大约是由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两个分列都出现了大量著作和权威性著作，使这种两个分列的形式定了型。
2、从《脉经》起脉象与主病只是个对应的方式，基本上不具有结合病证加以辨析，得出认识的内容。
3、由于最能学用仲景的王叔和却将仲景的，亦可以说是自《内经》以来的病、脉、证综合分析的方法给分开来了，仲景遗法自王叔和起就被这种“另辟蹊径”的方法给中断了。方书仍是简单的方药和“说明书”的性质，其影响所及针灸家自《甲乙经》之后亦“数典忘祖”渐渐亦不言脉了，而针灸正是医经一派治疗的主要手段。
方书不言脉确与《脉经》及其所影响的后来的脉学发展有重大关系，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亦是一个临床实际问题。